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民国教授往事，主角貌似重生到民国当老师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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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寅恪：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2、叶企孙：名鸿眷、以字行，上海人，中国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和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3、潘光旦:字仲昂，原名光亶，又名保同，笔名光旦。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4、梅贻琦：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您可能是在找《民国教师指南》这本书。

《民国教师指南》是连载中的一部爱情类网络小说，作者是商云原创作品。主角是宋南和齐北，文中的爱情故事主要发生在民国时期，讲述了现代历史老师宋南，因为一场意外，带着自己的历史知识和现代认知，来到了民国时代。为了生存，他应聘成为学校老师，用自己的知识改变这个时代。故事中不仅有温馨的爱情，还有满满的正能量。

诗歌教授与杂牌诗人的掐架

一位叫风若吹的诗歌写作者，针对李亚伟的《中文系》写了一篇贬抑的杂论，顺便对“诗歌教授”王珂发了几句牢骚，其基本观点是：王珂教授将《中文系》作为范本推荐给尚未具备独立鉴赏能力的学生，为害不浅。王教授不服，跑到风若吹的私人博客上留下了几句“警告”，大致意思有两层：不懂诗歌史就不要胡说八道；年轻人别沾染诗坛恶习，先学会做人，再写诗。王珂教授的警告惹怒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一堆杂牌诗人，风若吹、陈晓东等年轻的诗歌写作者群起而攻之。以上是发生于一位诗歌教授与一群杂牌诗人之间的一场掐架的基本情况。

以福建师大为纽带，王珂教授与这些杂牌诗人构成了广义上的师生关系，而有的则是直接的师徒关系。在恶搞已成为网络媒体最流行的叙事范式的二零零六年，这本是一件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但在对相关的资料作链接式的阅读之后，我对这位诗歌教授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诗歌教授的虚张声势与其提供的微弱的批评文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简单地说，在诗歌批评领域没有任何贡献的诗评家，却挂着诗歌教授的头衍充当诗坛的意见领袖，这是中国学院生产体制与中国文艺评价体制的一种恶性结合。

身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王珂先生，在其简介中自称“主要从事现代诗歌文学体研究”。传言王珂教授是生产论文的高手，其学术论文曾被《新华文摘》等权威刊物转载，并被众多得意门生所津津乐道。我从网络上检索到王珂教授最新的一篇文论，《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结果大跌眼镜。一位教授，在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是基本的独立的学术品格，而是走江湖式的炫耀与摆弄，处处张扬自己身份及其与诗坛某某某的关系。官僚式的批评文风更是让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一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官员。看看王珂是如何结束这篇文论的：

但愿这次著名诗人被恶搞事件能够给诗坛带来反省，诗人会注重公众形象，诗评界会有些“行业自律”，诗评家会重视“职业操守”……总结为一句话：新诗要重视中国国情，新诗从业人员要自尊、自爱、自强。

通过王珂教授的文字，我吃惊地发现，文学批评已远离它的自身使命，向“政治修辞”靠拢。

“诗坛隐士”的“两面人生”

王珂教授喜欢把自己描述成“诗坛隐士”。这个具有标榜性的称谓多次出现于王珂的自我表述中：“近年我强迫自己‘进入角色’，远离诗坛，躲进学坛，潜心修道，埋头学问，推崇‘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不再过问诗坛事，十年如一日，竟获得了‘诗坛隐士’的名，当然不会去留心诗坛‘八卦’。”在当下蝇营狗苟的诗坛，“诗坛隐士”这一称号似乎为王珂教授带来了道德叙事上的优越，一堆以他的学生为主的杂牌诗人到处传递着这样一位“诗坛隐士”的消息。然而吊诡的是，这位“诗坛隐士”间或会在得意忘形之际道出“不在学院就没有话语权”的权力真相。学院成了“诗坛隐士”的隐身之处，也成了“诗歌教授”的终南捷径。这就是“诗坛隐士”的“两面人生”。

蹩脚的理论和拙劣的实践

王珂教授出版过两本诗歌理论专著，《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与诗的创造》和《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两本专著合起来达八十多万字，此外还有数百篇论文发表。已逝的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一生所著论文也才十几篇，相比之下，王珂算是论文生产大户了。然而这种术语乱飞、废话连篇、心智分离的论文既不能解决当代中国新诗的重大问题，也无法对中国文科学术的进步做出有益的贡献，它只在两个向度上是有价值的：一是为王珂教授攫取个人学术资本，二是充实“国家学术”的分量。所谓的“国家学术”，遵循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标准，它拒绝了“学术无国界”的通则，摒弃了“学术的要义在于对人类知识增长的贡献”的普遍价值。

可怕的是，蹩脚的理论与拙劣的实践构成了一个相互因果的链条。蹩脚的理论在指导着拙劣的实践，而拙劣的实践也在支撑着蹩脚的理论。在一次聚会中，有人告诉我，师大有一位诗歌教授。当时我还不知道是王珂，但我对“诗歌教授”这个身份表示不屑和鄙夷。这种情绪来源于我对“诗歌”与“教授”这种身份组合的有效性的深刻怀疑。在《厦门日报》，我读到了王珂的一首诗：

多想在鼓浪屿浪来浪去

在鼓浪石上品味海浪

在日光岩顶拥抱朝阳

在琴声鸟语中欣赏

梦的衣裳诗的芬芳

终于在鼓浪屿浪来浪去

踱进历史的深巷

读出岁月的沧桑

浪去的是忧伤

浪来的是希望

在休闲的天堂

游子不再思念故乡

生活不再是一张

密不透风的

网

如果是纯粹的文学文本批评，这样的一首诗本不应该进入批评家的批评视野中去。因为连基本水平线都没有跨过去的一首诗，是没有阅读价值的，也就失去了对其进行分析与批评的必要。王珂的这首诗，也就是一位初学写诗的练习者的水平；如果不把它当作诗歌来阅读，这几行文字所体现出来的表述能力也就是一个中学生的水平。诗无达诂，但有一个绝对标准，那就是具有不可复制性。王珂的这首诗是典型的心智分离的“八古文诗歌”，是造句，不是写诗。教授不会写诗，这不奇怪。但王珂是诗歌教授，不会写诗，也应该会读诗吧？

西方现代文学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那就是文学背离世俗文化，从而获得独立的理想主义气质。而中国文学的最大传统就是文学与文化在官僚意识形态的整合之下融为一体。一直到现在，中国文学还是依附于世俗文化。这个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代科举和现代教育这两种整合手段。将文学作为一种学科纳入学院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中去，不但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迈向自主化道路的步伐，而且给中国的学术生态增加了环境污染的重负。实际上，目前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大部分二级学科已无存在的必要，对这一学科群进行整体性的压缩并取而代之文化学的相关学科，已是当下之急。

OK，关于民国教授往事和主角貌似重生到民国当老师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