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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是有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这是非常传统的说法，也不能说有什么错误。原本就是。

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的周历四月十一日，即夏历二月二十一日，孔子离世。葬于鲁城（即今曲阜）北泗上。鲁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久，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自孔子逝世后，诸多弟子为之守墓三年，独子贡一人筑庐孔子墓前，为之守墓六年而去。在诸弟子为其师守墓期间，弟子们似乎极端不适师傅的离世，都认为应该有一个人代行师傅，以使诸弟子行驶礼仪。在孔子的诸多弟子中，有若因其长相酷似孔子，加其学问人品皆为同门认可，所谓“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游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于是“弟子相与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但是，不管怎么说，包括子贡筑庐墓旁，还是有很多的弟子甚至将家迁居至墓的周边。但是，一代巨星的陨落必将使孔子弟子失去了核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所有的活着的弟子面前：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孔子曾经说“三十而立”。真正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据《史记》记载，孔子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授徒讲学。孔子最早的学生有：秦商（公元前547年～？）、颜无繇（546年～？）、曾点（公元前546年～？）、冉耕（公元前544～）、仲由（542～480）、漆雕开（公元前540～？）在这些弟子中，我们仅仅从年龄便可看得出，他们基本上都是孔子的同龄人。我们就拿仲由来说，他比孔子小9岁。春秋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卞桥）人。史上记载云，子路乃孔子之得意门人。以政事见称。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后不幸在为卫大夫孔悝家宰时，因内讧而被杀。说子路如何如何好，那是因为孔子的教育之功。因为子路在见到孔子之前基本上就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混混来形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裴骃《史记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闻诵读之声，摇鸡奋豚，杨唇吻之音，戴鸡冠佩豚，聒圣贤之耳，恶至甚复。”以上的话都十分清楚地表明，子路在没有受到孔子的教化之前是十分鲁莽。他多次试图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相诱，并给他讲了很多的做人的道理，才拜孔子为师。即便拜孔子为师之后，子路也基本上未改其泰山本性。如，在孔子弟子中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有人可以当面批评孔子，甚至让孔子下不了台的事情。

当然，子路对孔子的鲁莽不是不尊重师傅。在孔子的一生中，子路可以说是最好的保镖，一直负责孔子的生活保证工作。所以，尽管他反驳孔子，孔子还是一直把他作为心腹看待的。而且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如“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孔子还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於耳。”

当然了，子路从总的方面来说还是优点多多，除了忠诚守信之外，他还是个大孝子，中国古人所编的二十四个大孝子中孔子的弟子有三个，其中就有子路。

我说了这么多关于子路的事情，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中我们可以称其为弟子，也可以称为朋友。最重要的是这些弟子或朋友几乎没有什么先天的知识优势，首先他们出生都比较贫寒，子路不用说了，另外几位早期的弟子如曾点也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只能是有几十亩地勉强谋生。秦商之父秦堇父和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同样是以勇力著称的朋友。冉耕出身贫寒。这样的弟子加之与孔子的朋友关系及原本的家庭状况，我们可以称其为弟子，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是不可能有什么严肃性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灯下黑。据史料记载，除了漆雕开有些独特的见解外，其余的都是规规矩矩或是莽撞有加。如果我们说《论语》是有这些人编纂的，似乎不可能。

事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子路早于孔子两年逝世，其余几位早期弟子生卒年基本上不完整，但是，以孔子的年龄而论在当时社会属于长寿的，既然那几位与孔子的年龄都十分接近，应该寿命都在孔子这个岁数上，而这个时候没有资料显示他们辑录过孔子的语录。

当然，这几位年龄与孔子接近的弟子没有编纂过《论语》是不是有比这几位年轻一些的弟子编纂过《论语》呢？当然，我这里主要说的是孔子在世的时候。这样的说法是有的。清朝廖燕（公元1644－1705年），说：“昔人称《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并无确据，余谓此书为大圣人经天纬地之文，岂他人可能代笔者耶？即篇中诸贤论说，亦皆孔子笔削之词。或群弟子有言从而负益期间。要当以孔子为正。”《二十七松堂集》卷七《杂著》。李塨（1659～1733）说：“尝闻《论语》都属圣人亲定。后学诸经或可分读，惟《论语》宜人人熟诵之。”《平乙古文》。皇侃(488～545)在《论语义疏》中说：“此一书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时俗之语，虽非悉孔子之语，而当时皆被孔子印可也。必备印可，乃得预录。”

这几个学者的观点不过是凭借自己的臆想。他们认为《论语》里有那么多孔子的语录，那一定是孔子自己最起码也是主持下编纂的。也就是被孔子笔削、印可或裁定的。我们可以不一棍子把人打死，也就是说如此的判断是可以的。我们说那几位年龄与孔子相仿的弟子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由年龄年轻一些的弟子（当然不是太小的弟子），如闵子骞（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87年）比孔子小15岁。但是，我们马上又可以否定这个推测，因为在《论语》里提及的很多事情都是孔子去世后很长时间发生的，若《论语》是由孔子笔削、印可或裁定的话，难道孔子死后有复活了？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孔子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论语》的出现。

说孔子不可能对《论语》笔削、印可或裁定，也不是就彻底否定《论语》一书就是孔子的弟子完成的。为什么？因为，在孔子弟子中既聪明有有文采而且比孔子小很多的第二代弟子有好几个。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尽管比孔子小三十岁，但是，还在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就死了。《雍也》中记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回死于公元前481年，也就是孔子71岁的时候，年仅41岁。此时孔子曾经发出“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的哀叹。这说明尽管《论语》中提到颜回的此书很多，只能说明孔子确实喜欢颜回这个弟子，但是，颜回没有参与《论语》的编纂是肯定的。再看另外几位二代弟子弟子。冉雍（公元前522年～？，小孔子29岁）、冉求（公元前522年～？，小孔子29岁）、子贡（公元前520年～？，小孔子31岁）、子游（公元前506年～？，小孔子45岁）、子夏（公元前507年～？，小孔子44岁）、子张（公元前503年～？，小孔子48岁）、有若（公元前518年～？，小孔子33岁）、高柴（公元前521年～？，小孔子30岁）、樊迟（公元前505年～？，小孔子46岁）、宰予（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58，小孔子29岁）、公西赤（公元前509年～？，小孔子42岁）、曾参、（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2年，小孔子46岁）、公孙龙（公元前498年～？，小孔子53岁）。这就是有据可查的孔子最小的弟子，读过《论语》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么多弟子只有一个人没有在《论语》中出现。如果以普通的心理来揣度的话，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可以出现在《论语》中（前面几个资格老的除外）？答案似乎就是：《论语》就是这些人编纂的。

宋翔凤（1779年～1860年）说，《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傅玄（217～278年）说：“昔仲尼即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辑本《傅子》）

陆九渊（1139-1193）在《象山语录》中说：“郑康成（郑玄）、王肃谓《论语》为子游、子夏所编，亦有可考者。如《学而》篇子曰次章便载“有若”一章，又子曰下载“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称之，盖子夏辈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翟灏（？～1788）认为除了子夏、子游之外，可能还有子张。

他说：“圣门文学之选，游、夏特称。夫子修《春秋》，惟以示游、夏。子游、子夏之预撰《论语》，微《谶》（指《论语崇爵谶》）言宜亦谓然。陆象山以尊有子为据。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子张与游、夏同也。《论语》第十九篇，附记群贤之言，子张、子夏、子游为多，而张居篇首。曾子虽称‘子’，却居三子后。又似门人之各尊其本师也。且‘子张书绅’，明见语中。则游、夏外应更属子张为记录人矣。先儒皆不言子张而言仲弓，不知又何别本？”《四书考异·总考》

近人康有为（1858～1927），在《论语注序》中说：“《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弟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则不然。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启手足事，盖处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长于曾子，而曾子最长寿，年九十余。安有仲弓、游、夏所辑而‘子’曾子，且待曾门记其启手足耶？”

陆九渊正是因为《论语》中称曾子而为“子”遂云此书是曾子、子游、子夏而撰，康有为也同样在此推断下得出结论。

顾成章在《论语发疑》中说：“有子、曾子、闵子、冉子皆鲁人，孔子卒后，盖皆设教于鲁。是书《齐论》、有《鲁论》。今虽传者曰《鲁论》，盖自有子、曾子、闵子、冉子之门人传授及于后世者。其徒尊其师，遇其师之字辄皆改之称曰‘子’，以授其徒，故相传为有子、曾子、闵子、冉子”。对于称曾子、有子多而偶称冉子、闵子骞，顾成章解释云：“有子、曾子之弟子多，而闵子、冉子之弟子少。弟子多则传改较广，易于划一。弟子少则传改为偏，错出者多。是以闵、冉之徒既少，而闵、冉之称亦或字或“子”，无定矣。”（《论语发疑》）

至于说到孟子、荀子等皆称曾子为“子”，盖“圣门相依，称皆如此”。更有或源孟子乃曾子之徒孙也。

柳宗元说，《论语》“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柳宗元河东文集论语辨》。顾成章对此的解释是“同一《论语》之书，有《齐论》之书、有《鲁论》、一书之中，篇次句读每不相同，盖后人传授之间以意附入者亦尝多矣。《鲁论》载曾子之死，亦未始非曾子之徒所增益也。不然，孔子之徒既众且贤，亲炙复久，而不能撰，转待二子之徒之疏且远者而后升撰乎？”（《论语发疑》）

若说是附入，顾成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根据这些资料分析，《论语》真的就是孔子弟子所传颂的孔子之言而后由弟子附加了更多的自己的理解。

上面所言《论语》之编纂者乃孔子弟子之说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因为从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认知，所以有人还可以继续想象。那就是很有人认为《论语》是孔子门人编纂。这里的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再传弟子。

《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个说法确实有根据，因为在《论语》中尽管大部分都是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但是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门人”一词。若《里仁》篇中有：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处的门人即指曾子的弟子。《泰伯》中有“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这里的门人也是时候的曾子的弟子。《子罕》篇中有言“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这里的门人是子路的弟子。《先进》中有言“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这里的弟子是说的颜回的弟子。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孔子在世的时候，其所传授的对象不仅仅有其弟子，而且也有弟子的弟子，不仅仅有岁数比较大的弟子更有岁数很小的弟子。由是就形成了隔代传授的现象。在这个传授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对孔子的话有不同的记忆和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各自为政或各师为政，故而也就形成了孔子或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语录或问答在孔子逝世后相当多的时间内都是不统一的。柳宗元说：“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字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之徒、子思之徒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柳宗元河东文集论语辨》）

清代何异孙说：“孔门惟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窃意《论语》一书，曾子弟子为之而就名之也。”（《十一经问对》卷一）

说曾参或其弟子参与编纂《论语》，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疑问。除了前面几位所言的曾参在孔子的弟子中最少，曾参生于公元前505年，逝于公元前432年，小孔子46岁。也就是说，孔子逝世后，他又活了四十对年，而且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授徒了，这说明曾子之所以被称为“子”有着诸多的条件。聪明好学，年龄小，授徒较早，更主要的是曾子的道德水平高，可能更受弟子的爱戴，故而被他的弟子像尊称孔子一样为“子”。还有啊，孔子的孙子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子思出生时，其爷爷已经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刚刚结束了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专心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不可能专门基于自己的孙子，而至去世后，其孙子才四岁（子思出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终年八十二岁）而曾子或许为了传播老师的思想，或者为了传播圣人的烟火，就努力基于子思。而子思也从自己的老师那里了解了爷爷的伟大，而曾子的道德和学问也是和爷爷一样的。故而因崇敬其爷爷而爱屋及乌。呼其爷爷“子”而联系老师曾子。至于其他的曾氏弟子也都一样尊称其为“子”。若纵观诸多的儒家著作或与孔子相关的书籍，凡是有曾子的，几乎皆称呼其为“子”。最典型的书籍如《孝经》就提到曾子一人。如有对话也仅仅是孔子和曾子的对话。据此诸多的史学界都认为《孝经》是曾子的著作。但是，我认为也是曾子弟子们所撰。因为，曾子的弟子可以将其称呼为“子”，而曾子自己未必，其根据就是他对老师的尊敬，他是不可能敢与老师平起平坐的。

而说到有若被称呼为“子”，这里面除了有若好学之外，也有个年龄的问题。有若出生于公元前518年，卒年不详，小孔子33岁。他之所以被称为“子”不一定因为他小，而又机会。二十因为，在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需要有一种心里寄托。而有若长相酷似孔子，于是众弟子尊以为师。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

把有若和曾参被称为“子”这个现象分析起来，我就可以断定，整个《论语》的编纂更多的参与者一定是这两个人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至于说闵子骞和冉求也偶尔被称为“子”既有二人德高望重的因素也有年龄的因素，也有其弟子参与的因素。只不过是这二人的地位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考察《论语》中提及的二十多个孔子弟子，除了在孔子生前经常被夸奖的弟子外，大部分都是比孔子年龄小很多的弟子。这也就是说，正是这些二代弟子或二代弟子的弟子参与了整理老师的谈话录以及自己的老师（即孔子弟子）的谈话录，而后编辑成书。至于起初叫什么名字，史料缺乏，无从考察。

综合之论，根据历史资料加合理的揣度，我认为《论语》的编纂者应该有：1、孔子本人。因为既然是孔子的弟子对孔子是那样的尊敬，是不可能直接呼其名的。而在《论语》中又却是出现了几处“丘”。（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篇第五》）这就说明，像这样的文字既是孔子说的，又在经过弟子记录之后孔子看过的。可能当时就被整理成类似今天的小册子。2、熟悉孔子的人。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凡涉及的对话部分其表现方法是“子曰”、“夫子”、“子”、“曰”等，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地方用的是“孔子对曰”。这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都不可能直接称呼孔子，而之所以如是称呼，大概就是有孔子的朋友或鲁国的公卿等人在《论语》的编纂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记录。3、孔子弟子。这个就不用过多怀疑了，因为这些人是在孔子身边的人，孔子很多的言论他们都是亲耳聆听了的，他们最有发言权。4、再传弟子。这些弟子有的可能见过或也听过孔子讲课，或是听自己的老师讲过孔子的话，他们为了传播圣贤的思想总想更多的收罗孔子的语录以传后世，于是《论语》的文字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5、后辈儒生。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两三个世纪内，孔子的言论不断地被收集整理，诸多后辈尽管不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但他们对孔子思想的认可是一致的，于是也参与了孔子语录的整理工作之中。6、不排除很多诸侯王国的统治者为了利用孔子的思想统治老百姓，也在加工和演绎着孔子的言论以期为他们的统治服务。

以上就是《论语》的形成过程。但是，可能有了关于孔子及弟子的语录传播，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书的名字，也就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论在孔子去世后的相当时间内不断地被扩大传播，但就是没有《论语》这个称呼。

历史来源

门神系道教因袭民俗所奉的司门之神。民间信奉门神，由来已久。《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适士立二祀，皆有“门”、“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可见自先秦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崇拜门神。

1、门神信仰由来已久，据《山海经》说：在苍茫的大海之中有一座度朔之山，山上有一颗大桃树，枝干蜿蜒盘伸三千里，桃枝的东北有一个万鬼出入的鬼门，门有上两个神人，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他们把守鬼门，专门监视那些害人的鬼，一旦发现便用芦苇做的绳索把鬼捆起来，扔到山下喂老虎。于是黄帝向他们敬之以礼，岁时祀奉，在门上画神荼、郁垒和老虎的像，并挂上芦苇绳，若有凶鬼出现二神即抓之喂虎。后来《山海经》这种以神荼、郁垒、虎苇索、桃木为辟鬼之神的信仰被人们承传了下来，如晋干宝《搜神记》佚文曰：“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饰桃人，垂韦索，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象虎眠，以驱不祥。”这中间，桃亦是人们崇拜久远的植物，人们认为桃多子多福，是长寿的象征，因此能够除灾避邪制鬼驱怪，《典术》云：“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压邪，此仙木也。”而老虎为百兽之王，能够“执搏挫锐，噬食鬼魅”，“故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这种信仰一直流传至今，除夕之时人们常常在门上贴上画有二神与虎的画，并挂上桃枝或桃人和苇索，以驱鬼辟邪。与过去稍有不同的是，画中神人除了神荼郁垒外，还有唐代出现的钟馗，元代以后出现的秦琼尉迟恭，旧时苏州地区人们崇拜的温（或谓晋代之温峤，或谓东岳大帝属下之温将军）岳（岳飞）二元帅。道教崇奉的青龙白虎，一些地区信奉的赵云、赵公明、孙膑、庞涓等。还有的地方将门神分为三类，即文门神、武门神、祈福门神。文门神即画一些身着朝服的文官，如天官、仙童、刘海蟾、送子娘娘等，武门神即武官形象，如秦琼、尉迟恭等，祈福门神即为福、禄、寿三星。这些门神虽出现的时间区域背景不尽相同，但至今都被人们普遍信仰，其中影响最深的要数神荼、郁垒、钟馗、秦琼、尉迟恭了。[1]北京大康桃木工艺品-桃木浮雕门神神荼郁垒

2、源于远古时期的庶物崇拜，殷代天子祭五祀，门既为其一，周代祭五祀于宫「门」-每日每时必经之处，自然加以重视，祭祀对于门神以形像化及人格化。相传为天神，奉黄帝之命统辖人间鬼怪。故逢农历十二月三十晚，用桃木雕两神置大门两边，以御鬼怪，消灾难。后画两神像于门上。逐为门神。

古代祀典中本有五祀(又说有七祀)，所祀的都是小神。究其本源，乃原始的自然崇拜。原始的崇拜，认为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五祀所奉供的，都是对人们居处、出入、饮食有用的事物，故祭之以乱报德。这是门神观念的最早来源。有的说门神阴气之神，或谓其居人间司察小过，以做谴告，则是门神职能社会化以后的事了。这种观念汉晋时较为流行。《玉烛宝典》及《荆楚发时记》等古书记载，尚是这种信仰的遗风。以后五祀仅作为国家祀典中的一部分仪式，民间所信仰的门神、灶神等，已与其原始形态风马牛不相及了。

古代门神的另一种职能，是驱鬼避邪，保障国家平安。这种门神，据说始于神荼、郁垒的称呼，有种种说法，我们且沿用习惯的说法，仍称之为神荼、郁垒。他们本是神话人物，汉代民间颇为流行，认为他们有捉魄力的神通。因为他们平时在度塑山大桃树下，所以人们于除夕时，悬挂挑人、苇索(二神用缚鬼)，门上画二神和虎(二神执鬼以食虎)的形象，用此方法来驱鬼辟邪。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对于门神的要求，已不仅是辟邪免灾，还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功名利禄等。至迟在明代，武士门神像上，已常添画“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皆取美名，以迎祥址”。以后更取消门神的祛邪义务，专事祈福的，于是民间形成天官、状元、福禄寿星、和合、财神等为门神的风气。

奉祀习俗

门神之神诞之日为正月十五日，民间多有在新春时节，祭祀门神并於大门口张贴（以进门者为视角，贴于门两侧，画中门神以对脸相视为正确的传统贴法，反之则为民间流传的“贴错门神”）门神的习俗。一些著名的传统木刻版画产地，也以印制门神版画而闻名，如杨柳青、潍坊和桃花坞等地。门神绘制也多姿多彩，有的头戴虎盔，有的穿袍挂戴，年画上还饰有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等喜庆图案，以祈吉祥。

事件记载

门神与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大举屠杀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家族，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晚上睡觉常常听到卧房外边抛砖掷瓦，鬼魅呼叫，弄得后宫夜夜不宁。他有一段时间经常做噩梦，梦到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带着妖魔鬼怪来杀他，心中十分害怕，夜间难以入眠，于是让手下两员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恭手持兵器站在门前站岗，这样便能够安心入睡。可时间长了，两员大将长期夜不能寐，最后双双病倒，李世明只得命人将他们的形象画在纸上，贴在门上，用来震慑妖魔鬼怪，这就是门神的由来。

《西游记》载：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犯了天条，玉帝派魏征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征入朝，并把魏征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征打起了瞌睡，梦斩老龙。老龙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於是它阴魂不散，天天到皇宫里来闹，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魏征知道皇上受惊，就派了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两人之像贴在宫门口，结果照样管用。于是，此举也开始在民间流传，秦琼与尉迟恭便成了门神，他们的故居就位于今天的济南五龙潭内。

《隋唐演义》载：有一阶段唐太宗李世民情绪很不好，晚上睡觉常常听到卧房外边抛砖掷瓦，鬼魅呼叫，弄得后宫夜夜不宁。他很害怕，将此事告诉君臣。大将秦叔宝说：“臣戎马一生，杀敌如切瓜，收尸犹聚蚁，何惧鬼魅？臣愿同敬德披坚执锐，把守宫门。”李世民同意。当夜果然无事。自此以后，便让二将夜夜守卫。后来李世民嫌二人辛苦，便命画工绘二人如往常守卫的全身像悬挂在门口，邪祟从此便绝迹了。上有所好，下必效仿，于是门神就传到了民间，至今民间所贴门神还有秦琼、敬德的形象。

门神分类

不同时期的门神

远古时期 1、最早的门神，是用桃木雕刻成的两个“桃人”。据说，他们就是远古时期黄帝派来统领游荡人间群鬼的两位神将——神荼与郁垒的化身。除《山海经》记载外，汉代诸书皆有记载。如《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括地象》中即说：桃都山有颗大桃树，枝干盘曲三千里，树上有一只金鸡，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叫鸣。树下有二神，一个名叫荼，一个名叫垒，均拿着苇索，看守那些不祥之鬼，一旦捉住便杀之。应劭《风俗通义》卷八则称荼与垒是兄弟二人，生性能够捉鬼，他们常在度朔山上的桃树下，检查百鬼，凡发现有祸害人类的就逮之喂虎。于是县老爷常常在腊冬除夕，刻一个桃人拿着苇茭挂在门上，并在门上画一只虎，这都是仿效古人的做法。道教吸收了这种信仰，如晋葛洪《枕中书》即将郁垒列入道教神谱，称为东方鬼帝之一，其《元始上真众仙记》中亦云：“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以雄鸡毛置索中，盖遣勇也。”此后，二神一直被人们所信仰，如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用桃木板做门，叫做仙木，画两位神贴在上面，左扇门上叫神荼，右扇门上叫郁垒，民间称他们为门神。隋朝杜台卿《玉烛宝典》引《括地图》称神荼、郁垒于桃都山大桃树下，为门神。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中还专门有《辩蒂垒》一条，称人们常于正旦书桃符，上刻郁垒、神荼。《北平风俗类征·岁考》亦称：元旦贵戚家悬神荼、郁垒，民间插芝梗、柏叶于户。《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所谓神荼郁垒者，乃《山海经》神话中之人物。……上述最古门神之意，迄今尚未全部遗忘，盖今人仍有书其名于门上者，以代较流行之将军肖像。”可见二神信仰广泛深入民间，祭祀的方法大致为：画二神肖像张贴于门上，用桃木雕刻二神像，挂于门上，用朱砂笔在桃木板上写上二神尊名，挂在门上，并画上道符，不管用哪一种方法，人们都认为可以用来驱鬼辟耶。至于于二神的形象，《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有一幅画，画中即有二神的肖像。二神位于桃树下，坦胸露乳，黑髯虬须，眉发耸互，头生两角，手执桃木剑与苇索，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难怪鬼见了都害怕。唐代 2、唐代，又出现了一位门神钟馗，他不但捉鬼，而且吃鬼，所以人们常在除夕之夜或端午节将钟馗图像贴在门上，来驱邪辟鬼。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崇恶。”其形象是豹头虬髯，目如环，鼻如钩，耳如钟，头戴乌纱帽，脚著黑朝鞋，身穿大红袍，右手执剑，左手捉鬼，怒目而视，一副威风凛凛，正气凛然的模样。据说他捉鬼的本领及威望要比神蒂、郁垒高得多。至于其来历，据《补笔谈》卷三、《天中记》卷四、《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等书记载，钟馗原来是陕西终南山人，少时即才华出众，唐武德(618—627年)中赴长安参加武举考试，仅因为相貌丑陋没有中举，于是恼羞成怒撞死在殿阶上，唐高祖听说后特别赐给红官袍予以安葬。后来唐玄宗偶患脾病，请了许多医生救牿，效果不佳，宫廷上上下下都很着急。一天晚上唐玄宗睡着后，忽然梦见一小鬼偷窃宫中财物沿着殿墙边逃跑，唐玄宗急忙喊叫捉拿，只见一位相貌魁伟的大丈夫跑上殿来，捉住小鬼，刳目而吃之。玄宗问他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是“武举不中进士钟馗”。唐玄宗醒来后，第二天病就好了，于是请来画匠吴道子将钟馗的像画了下来，所画之像与玄宗梦中所见一模一样，玄宗大悦，将之挂于宫门之上，作为门神。后来道教吸收了这种信仰，常将钟馗视作祛恶逐鬼的判官，于是钟馗便成了道教驱鬼捉鬼的神将。此外，钟馗在民间亦广为流传，民间流传有钟馗嫁妹、钟馗捉鬼、钟馗夜猎的故事。

钟馗捉鬼的故事，在中国民间赫赫有名。中国民间自有在门户悬挂神怪之物，恐吓妖魔，驱鬼辟邪的习俗，神荼、郁垒由于会捉鬼喂虎，而被奉为门神，就是一例。又如《梦溪笔谈》卷二十五：“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予在陕西，闻秦川人家，收得一千蟹，士人饰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的病虐者，则借去挂门户，往往遂瘥。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元代以后 3、秦琼、尉迟恭是门神中的武门神，大约元代以后，才祀之为门神，然二人确为唐人。据明《正统道藏》中的《搜神记》和《三教搜神大全》及《历代神仙通鉴》等记载，二门神为唐代秦琼(秦叔宝)、(尉迟恭尉迟敬德)二将军。相传唐太宗身体不太好，寝宫门外有恶鬼耶魅号叫，六院三宫，夜无宁日。于是太宗将全部情况告诉众大臣，秦叔宝上奏说：“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小鬼乎！愿同敬德戎装以伺。”太宗准奏，夜晚让二人立于宫门两侧，一夜果然平安无事。太宗嘉奖二人后，觉得整夜让二人守于宫门，实在辛苦，于是命画工画二人像，全装怒发，手执玉斧，腰带鞭练弓箭，一如平时，悬挂在两扇宫门上，从此耶祟得以平息。直到元代人们才沿袭这种做法，奉二人为门神。此前曾有过类似的记载，不过均未说明是此二人，如南宋佚名氏《枫窗小椟》曰：“靖康以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宋赵与时《宾退录》云：“除夕用镇殿将军二人，甲胄装。”直到明清以后，书中记载才明确为秦琼尉迟恭二人，如清顾禄《清嘉录·门神》中云：“夜分易门神。俗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彩印于纸，小户贴之。”清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今世惜相沿，正月元旦，或画文臣，或书神蒂郁垒，或画武将，以为唐太宗寝疾，令尉迟恭秦琼守门，疾连愈。”另据今人张振华常华《中国岁时节令礼俗》记载：“贴门神，历史悠久园地方不同，时代不同贴用的也不同。北京多用白脸儿的秦叔宝和黑脸儿的尉迟敬德。至今仍有住户这样做，以祈人安年丰。”表明二神从受祀岍，至今仍然被人们所祀奉。

明清至民国期间 4、明清至民国期间的武将门神在全国各地各有不同，和北京民居中的门神在人物上是有区别的。如河南人所供奉的门神为三国时期蜀国的赵云和马超。河北人供奉的门神是马超，马岱哥俩，冀西北则供奉唐朝时期的薛仁贵和盖苏。陕西人供奉孙膑和庞涓，黄三太和杨香武。重庆人供奉明朝末期“白杆军”著名女帅秦良玉。而汉中一带张贴的多是孟良，焦赞这两条莽汉子。

不同类别的门神

捉鬼门神门神多为神荼和郁垒，金鸡和老虎。传说桃郁都山有大桃树，盘屈3000里。上有金鸡，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伺不祥之鬼，禽奇之属。乃将旦，日照金鸡，鸡则大鸣。于是天下众鸡悉从而鸣，金鸡飞下，食诸恶鬼，鬼畏惧金鸡，皆走之，天下遂安。更有说者，郁垒二神捉到鬼后，缚以苇索，执以饴虎。北京人旧时在腊月二十三日后，便贴门神、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上，门左右置二灯，象征虎眼，以祛不祥、镇邪驱鬼。

祈福门神古代门神，除了能驱除鬼魔、镇守家宅外，后来，也出现了能成就功名利禄、福寿延年的福运门神。人们把文、武财神分别贴在左、右门上，意为“左招财”、“右进宝”。祈福门神的画面，多是一些吉祥物。如：画中的寿星，手持仙桃，面带慈笑。

其他的文官门神还有海瑞等。

这种门神并非门户的保护者，专为祈福而用，中心人物为赐福天官。也有刘海戏金蟾，招财童子小财神。供奉、张贴者的家庭多为商界人物，希望从祈福门神那儿得到功名利禄、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皆取其各、以迎祥祉。

道界门神

北京民宅多不张贴，但在京道观中有之，山门两大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道君。

武将门神武将门神通常贴在临街的大门上，为了镇住恶魔或灾星从大门外进入，故所供的门神多手持兵器。如: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铛棍槊棒、拐子、流星等。汉朝云台将，马武，武艺高强，，人称“武瘟神”和“汉太岁”铫期，并为左右武门神。北京居民院门口的武将门神多为隋唐名将秦琼与尉迟恭。秦琼又名秦叔宝，山东历城人，武艺高强，人称：赛专诸，似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尉迟恭，隋唐大将，武艺高强，日占三城，夜夺八寨，功累封鄂国公。秦、尉迟二将帮助李世民打下天下建立大唐后，被封为开国元勋为什么会充当民间的门神呢?

文官门神旧时，我国以文官作门神的不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包公和文天祥。

包公，即包拯，北宋庐州合肥人，宋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后任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他以廉洁清正、执法严厉、不畏权贵而深受老百姓的崇拜，包公在民间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他主持正义、打击恶霸、为冤屈者平反昭雪、扶植弱小，是老百姓保护神的理想化身。包公虽为文官，却并非小白脸，戏台、以及有关他的诸多文学作品，他都是以刚正不阿的大黑脸呈现在大家面前，而显得分外威严。因此，用包公作门神，能驱除恶鬼、镇压邪气，那些妖魔鬼魅必定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

文天祥，字宋端，号文山，江西吉安人。宋理宗四年进士，历任湖南提刑、知赣州，后为右宰相。他奋勇抗击侵略者，不幸被俘、英勇就义。文天祥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慷慨悲壮的诗篇，他视寇如仇、抗战到底、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作为门神，于国、于民都是十分贴切的。门神分为武门神及文门神，武门神一般贴在大门上，东边为上，贴秦琼像，西边为下，贴尉迟恭的像。文门神是贴在正堂屋及厢房门上的，一般是招财进宝、五子登科之类的彩画。贴门神时，谁在左谁在右位置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动，如贴错了，叫“反贴门神”，泗水有句俗话说：“反贴门神左右难。”按民间的说法，若把门神左右的位置贴错了，一年中诸事不顺，总感左右为难。

北京地区的门神

北京民居中供奉的除秦琼，尉迟恭外，还有《水浒传》里的解珍、解宝、吕方、郭盛。因为北京的院落较大，占地面积往往延至后面的胡同。所以，在北京的住宅里，还有一种专贴在后门的门神。不过北京民居的后门门神只贴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后门一般多为单扇门。贴谁呢?多为捉鬼神钟馗和大唐丞相魏征。钟馗是捉鬼神，可谓人人皆知，而魏征之所以成为后门门神也有文字记载。小说《西游记》中说：唐丞相魏征斩了泾河老龙王之后，老龙王的鬼魂自觉委屈，便每夜进入内宫找唐太宗李世民索命。无奈宫门外有秦琼，尉迟恭二将把守，老龙王冤魂自不敢从双锏双鞭下走过，便转至皇宫的后宰门，砸砖碎瓦。由于秦琼和尉迟恭已在前门，故丞相魏征只好亲自持诛龙宝剑夜守后宰门，时间一长，老龙王的冤魂渐渐地衰落下去，魏征手中那把诛龙宝剑便不再呈高扬之状而垂立一侧了。魏征在隋唐演义中本是一文臣，最早在潞城县二贤庄三清观内当道长，后被民间奉为门神后，其像也仗剑怒目，一派英武气概。

因为北京是座古老的城市和元明清数朝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所以全国各地的文人、商贾、官宦、旅游者纷纷来到北京，与他们的同时，他们家乡的门神也随至而到，以神佑他们平安。所以，在北京民宅的大门上，各地门神应有尽有。如：燃灯道人、赵公明，东汉的姚期、马武，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最可爱的是京北密云一带供奉的门神竟是夫妻二人——杨宗保与穆桂英。总之北京住宅院中所贴的门神多取自中国古典名著中的英雄好汉，这些武艺出众、仗义疏财、精忠报国的英雄，妇孺皆知，影响面广，备受民间的崇拜。

其他

除以上几个影响较大的门神外，旧时苏州地区又曾以温将军、岳元帅为门神。《吴县志》云：“门神彩画五色，多写温、岳二神之像。”此“温”神或谓晋代之温峤，或谓东岳大帝属下之温将军，“岳”神即指岳飞。又有所谓文门神、武门神、祈福门神。文门神即画著朝服的一般文官像；武门神除秦叔宝、尉迟敬德外，也有并不专指某武官者；祈福门神，即以福、禄、寿星三神像贴于门者。另外，又有一些地区以赵云、赵公明、孙膑、庞涓为门神的。据清姚福均《铸鼎余闻》卷一载，道教则有专祀之门神，谓“宋范致能《岳阳风土记》云：‘老子祠有二神像，所谓青龙白虎也。’……明姚宗仪《常熟私志》叙寺观篇云：致道观山门二大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神君。”应该指出，以上三个主要门神的相继出现，并不完全表现为新陈代谢形式，即不都是新的出现后，就立即代替了旧门神的地位(只有部分情况如此)，而更多的则是新的出现后，旧的仍然沿用不改，或新、旧同时供奉。如前所述，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宋高承《事物纪原》均说当时民间所奉的门神，仍为神荼、郁垒，而此时已是钟馗出现很久了。甚至到了清代，每逢元旦，贵戚家仍悬神荼、郁垒。此见《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北京岁华记》，《清嘉录》亦有所记。老少太监门神：门神为老少太监，分辨老少太监的方法主要是从面貌的不同来区分：年长的太监脸上刻画出岁月的刻痕，年青的太监则面色圆润。在服饰方面，由上而下依序为圆「领衫」、「束玉带」、「蟒袍」，而脚穿的是「笏头履」。所执的侍器，两人亦有不同：年长的太监右手捧香炉，左手持拂尘；年轻的太监右手扶玉带，左手捧著瓶花。民间俗称二人所捧之侍器为「香、花」。

宫娥门神：两位宫娥头上均作束发，且打双髻，髻下束有牡丹卷草花纹的「簪戴」，且耳下有垂珠的「耳坠」。在服饰方面，身披「披帛」飘带，给人有一种轻盈的感觉；身穿「直领袄」，上有菱形花纹；衣着大袍，腹有「围腰」加「束」，「束」下悬有「宫条」和玉佩流苏。在所执侍器方面，左侧的宫女左手捧桃果，右手执玉如意；右侧的宫女右手捧高足的灯具，左手亦执玉如意。二位宫娥和老少太监所捧的侍器加起来，正好是民间喜用的四祥器：香、花、灯、果。

哼哈二将门神：左边门的门神伸出一指，嘴巴微张，像是在大声喝道：哈!右门的门神则是翘起两指，彷佛发出哼!的声音。他们就是著名的守护神"哼哈二将"。

加官进禄门神：门神一人持冠，一人捧鹿，冠与官谐音，鹿与禄谐音，组合起来便有了「加官进禄」的意思。

富贵进爵门神：门神则一人捧牡丹，一人捧爵，牡丹比喻富贵，爵比喻官爵，结合起来，便有「富贵晋爵」的意思了。

字匾门神：演变成只有字匾，通常穷人家用字匾门神。

此现象说明，一种习俗形成后，是很难加以改变的。另一种情形是新旧门神同时供奉，前引《清嘉录》卷十二所记最为典型。清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亦反映此情况，他说：

“今世俗相沿，正月元旦，或画文臣，或书神荼、郁垒，或画武将，以为唐太宗寝疾，令尉迟恭、秦琼守门，疾遂愈。”这些都反映出民间信仰的多样性，道教只是因袭民俗而崇奉之而已。

现今的门神解放后，人们科学意识增强，迷信意识淡薄，有些地方，便把刘胡兰与赵一曼、董存瑞与黄继光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民族英雄的画像、逢年过节，贴在大门上。这样以来，门神便不为门神，而演变为门画儿了。

如今，门画儿的张贴内容，更为广泛。如彩绘福寿图、五谷丰登图，六畜兴旺图、工农建设图、儿童欢乐图、火箭腾空图、十帅跃马图、拥政爱民图、军民联欢图等。

现在过春节，在民户大门，还有不少张贴神荼、郁垒，秦琼与尉迟恭门神像和历代武将画像的，但与古时相比，其意义截然不同了，古贴门像，为敬神、拜佛、求福祈祷平安。今贴门像，表达的是对平安、幸福的向往与追求。

抗战门神

抗日战争时期，年画艺人与时俱进，把传统门神换成了抗日军民，创作了新年画，表现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年画《抗战门神》

刘邦生于公元前256，秦未统一。沛县人，沛县今处江苏徐州的丰县，春秋战国时期，原属宋国，齐、楚、魏灭宋之后，楚国占有沛县，刘邦出生时，算楚地人。秦统一中国后，建沛县，属泗水郡。

刘邦（公元前256年冬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即汉太祖高皇帝，沛丰邑中阳里人，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挥家。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

刘邦出身农家，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秦时任沛县泗水亭长，因释放刑徒而亡匿于芒砀山中。陈胜起事后不久，刘邦集合三千子弟响应起义，攻占沛县等地，称沛公，不久投奔项梁，任砀郡长，被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马。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军进驻灞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

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鸿门宴后封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楚汉战争前期，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击败项羽后，统一天下。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刘邦于定陶氾水之阳即皇帝位，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登基后一面消灭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异姓诸侯王，又裂土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另一面建章立制并采用休养生息之宽松政策治理天下，让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重农抑商，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不仅安抚了人民，也促成了汉朝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开放与匈奴之间的关市，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公元前195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重不起，同年崩，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毛泽东评价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扩展资料：

轶事典故

民间传说

感孕而生

《汉书·高帝纪》记载：其母有一次在水塘堤坝上闭目小憩，梦与天神不期而遇。逢上雷电交加，天色阴暗，其父太公到塘坝接应其母，只见一条蛟龙蟠于母身。随之就怀孕了，生下了汉高祖。

贵不可言

刘邦曾辞去亭长在家务农，吕后和两个孩子住在田间小棚里，有一位过路老丈向其讨水喝，吕后还留他吃了饭。老丈看了吕后的相赞道“：夫人是天下贵人。”吕后请他给两个孩子看相，他看了孝惠帝，说：“夫人之所以能成为贵人，是因为有这个儿子。”他又看了鲁元公主，也说将来是位贵人。

老丈走后，高祖从另一间田舍归来，吕后向他备言前事，说那位老丈相我母子三人都是大贵之相。高祖问老丈何在，吕后说：“其走未远。”高祖追及老丈，求问自己的生相。老丈说“：刚才说夫人及令郎等生相大贵，都是由于您的洪福。您的生相是贵不可言。”高祖连忙称谢道“：果真如老先生所说，我永远会记住您的指点之恩。”到高祖登基后，这位老丈的去向却不得而知了。

父子情深

刘邦做了皇帝，在设盛宴招待大臣时，对父亲刘太公夸耀说：“原先您老经常说我是无赖，没有赖以生存的赚钱之道，没有二哥能理家治业。如今我做了皇帝，您看在是二哥的财富多，还是我的财富多呢？”

刘邦和父亲刘太公在一起住，每五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觉得没什么，也习惯了。但太公的属官却觉得不合适，就劝他说：“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当今皇帝是您的儿子，但他也是人主。您虽是他的父亲，但也是他的大臣。让他这个主人拜见您这个大臣，不合礼仪。况且这样也显不出皇帝的威严。”

等刘邦再拜见父亲时，太公就提前拿着扫帚出门相迎，然后倒退着进屋，不给刘邦行礼机会。刘邦很吃惊，跳下车去搀扶父亲，太公赶忙说：“皇帝贵为人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国家的礼法。”刘邦便下诏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这样一举两得，不但明示了皇帝的尊严，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拜见父亲了。

刘邦很崇尚孝道，称帝后将父亲刘太公接到皇宫居住，封父亲为太上皇。太上皇在皇宫生活日久了就终日闷闷不乐，刘邦忐忑不安，私下问太上皇侍从，侍从回答说：“太上皇以前在家乡丰邑城生活时每天都和邻居亲朋在一起以踢球、斗鸡、喝酒为乐，没有人能陪太上皇，因此才闷闷不乐。”于是刘邦在皇宫附近为父亲盖起一座新丰城，又将丰县部分亲朋邻居迁来居住。新丰城街巷布局跟家乡丰邑城一模一样，连迁来的相邻老幼和鸡犬都能认得各自的居所。

蹴鞠

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汉朝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道，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展开，而且在宫廷贵族中普遍流行。《西京杂记》上就记载：刘邦“斗鸡、蹴鞠为欢”。桓宽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蹴鞠”，古人居家旅行必备娱乐物。

城隍神

《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纪信假扮成汉王刘邦，解救刘邦出围，致被项羽烧死。刘邦得天下后，厚赏、追封纪信，并赐黄袍加身，择长安上林苑（今王曲镇）修建大型庙堂并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纪信救刘邦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及地方相关资料上均有叙述。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