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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吉的生年无确切记载，估计生于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据《北史》本传：“江陵覆亡，归于魏，为仪同。”梁都江陵陷落于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隋书》本传所谓“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的记载，在“归于魏”或“归于周”的时间上略有偏差，应以《北史》为准（《通志》亦同于《北史》）。“仪同”，仪同三司的略称，谓同三公之仪制，始于东汉。魏晋时代，武官凡将军开府者，称“开府仪同三司”；文官光禄大夫以上，亦并得仪同三司。“仪同”是一种“散官”，即官职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实官）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径称“仪同”，包含某种荣誉性质，由“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西魏仿《周礼》设官，废尚书省以下诸司；仪同三司位居从一品，是很高的荣誉衔。“萧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二曰齐梁房”，萧吉是梁武帝齐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时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禅位于北周（557～581），萧吉继续在朝廷任职，位望通显，并有专折议事之权。《北史》本传称：“周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北周宣帝宇文赟（578～579在位）是一个极端荒唐的昏君。《周书》卷七《宣帝纪》对他口诛笔伐：“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穷南山之简，未足书其过；尽东观之笔，不能记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当然不会接受“胜国旧臣”萧吉的劝谏。附带指出，与萧吉同时的庾信入仕北周后常有乡关之思，因作《哀江南赋》以寄其意，自伤欲归不得。而萧吉对故土好像没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两年，一病呜呼，年仅22岁；其子宇文阐即位，是为周静帝（579～581在位）。静帝是一个7岁的娃娃，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外戚杨坚手中。仅仅两年，杨坚就取宇文氏而代之，建立了隋朝，萧吉从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北史》本传：“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上仪同”，即“上仪同三司”。隋朝的“仪同”级别低于北朝，为正五品，“上仪同”为从四品。隋朝开国，“进”萧吉为上仪同，至少在名义上是擢升了，或许这也是考虑到他在周宣帝时曾有清流搏击的表现。“本官太常”，为萧吉担任的实官。职掌类似《周礼》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礼郎、协律郎、两京郊祀署等职，具体负责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等礼仪事务；该职一向“以忠谨孝慎者居之”。萧吉在太常任内考定“古今阴阳书”，属于本职正办。按“古今阴阳书”，不是指一部专著，而应是指此前流传下来的各种阴阳类文献，如《杂阴阳》、《泰一阴阳》、《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诸王子论阴阳》、《太元阴阳》、《三典阴阳谈论》、《阴阳遁甲》、《阴阳婚嫁书》、《嫁娶阴阳图》等。但其“考定”的成果，则与我们看到的这部《五行大义》的内容有直接关联。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作详细说明。

萧吉入隋后一段时间内政治上不太顺利。《北史》本传说：“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浮沉，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郁郁不得志。”“性孤峭”不是主要原因，“与杨素不协”才是问题的关键。杨素是隋朝元勋，不会看得起三易其主的萧吉；在一贯负手向天的杨素面前，萧吉也不能不觉得气短，因此，只能闭门读书，以求一逞。不过，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的特长，终于为他提供了机会。他发现隋文帝“好徵祥之说，欲乾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开皇十四年（594），萧吉上文帝书，投其所好，大谈符命徵祥，显然是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所获心得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开皇十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

上书中有许多文句或文意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如“辛德在丙”、“酉德在寅”、“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之说，见于《五行大义》卷二“第七论德”关于“十德”的论述；“行年，与岁合德”之说，见于卷五“第二十三论诸人”之二“论人游年年立”关于“年立即是行年”的论述；“甲寅、乙卯天地合”之说，见于卷二“第八论合”关于“五合”的论述。《乐汁图徵》，即今本卷三所引之《乐纬·汁图徵》篇，《隋书·经籍志》有《乐纬》三卷，宋均注，已佚。本传所引与《五行大义》所引，同为该书之佚文。《阴阳书》或为专书，或为同类文献之泛称，难以确定，今本卷二有《季氏阴阳说》。《洪范传》即刘向所著《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今本卷五引为《洪范五行传》。《灵宝经》不知为何书，也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通志略》艺文略第五道家类著录有《灵宝经目序》一卷（陆修静撰）、《灵宝度人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五星秘授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玄微妙经》一卷（作者不详）等，都可略称为《灵宝经》。道教教派中也有一个创建于东晋末年的“灵宝派”。安帝隆安年间（402年左右），葛洪族孙葛巢甫附会引申，作《灵宝经》三十余卷，并胪列了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云及其后嗣的传经系统。至南朝刘宋时，陆修静进一步增修，创制了灵宝派斋醮科仪书一百余卷。从萧吉的学问修养和知识系统来看，他引证的如是这类著作也并不奇怪。

由于这份上书与《五行大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学者中村璋八推测，萧吉向文帝的上书很可能就是《五行大义》，而上书之年的594年，也就是《五行大义》的创作之年。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导致了594年的上书，而且上书与《五行大义》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若以上书等同于《五行大义》，或以594年为成书之年，其理由还有待商榷。

上书颂扬帝、后与日月岁命合德，不仅是对帝、后个人的捧场喝彩，更重要的是论证统一王朝所拥有的最高的合法性基础。“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萧吉的周密推理、广征博引，比一般俗人的妄称滥冒高明得多，自然深得帝心，因此“上览之悦，赐物五百段”；虽远不够丰厚（当时文帝出手豪阔，赏赐动辄千段、数千段），但已表示了皇帝初步的信任，对萧吉政治地位的改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从上书内容所及也可以看出，萧吉面壁十年，“考定古今阴阳书”，在阴阳术数领域内成绩斐然，已能融会贯通，有了很深的造诣。《五行大义》资料的积累和初稿的编撰，很可能就开始于这一时期（584～594），何时完成则难以估计。不过，《五行大义》既不避“坚”讳，也不避“广”讳，至少可以说明594年所上之书不是《五行大义》，最多只是《五行大义》的一些节录。《五行大义》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其阅读对象肯定不是隋朝的皇帝。已入老境的萧吉凭靠在当时已经算不得显学的阴阳术数、五行终始之说，毕竟当不成“帝师”，隋文帝晚年深信的是佛道鬼神；对于萧吉来说，他总结考定历代阴阳五行学说，与当下的功利需求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记载，萧吉直接参与了隋朝宫廷围绕着皇位继承而展开的激烈较量。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异之，赏赐优洽。

房陵王，杨勇死后追封的爵号，此时虽居太子位，但已出现了继承危机。

文帝“恩宠始衰，渐生疑阻”，独孤皇后、杨素也已达成了联手推动废立的默契。《隋书》卷四五《杨勇传》称太子对种种于己不利的危险迹象颇有察觉，但只是“忧惧，计无所出”。他召新丰人王辅贤占候（造诸厌胜），在后园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政治上得不偿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实。他对文帝报告说“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也表现出心乱如麻的精神状态。萧吉主持的“东宫赶鬼”，是一出闹剧，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损害。本传称萧吉：“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顾问。”

萧吉又奉文帝之命参与了隋宫廷几次丧葬典礼的安排。文帝对他的意见虽很器重，但并非言听计从。本传：

及献皇后崩（按，仁寿二年，602年），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

能说出“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的话的皇帝，毕竟不是昏君。短短数语，虽然缓缓道来，其实暗藏深意，语气相当严厉。表态之后，“竟从吉言”，既说明文帝通情达理，不拂老臣的面子，又表明对“卜择葬所”之类“游戏”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手腕非常高明。萧吉知道文帝虽然对自己假以辞色，但十分勉强，因此一直到次月，还试图用一些神奇的旁证来加深文帝对皇后墓地风水的印象。他呈一奏表，称：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

萧吉编出这番“神话”，用心可谓良苦。

皇后墓地建好以后，文帝准备亲自送殡。萧吉上奏劝谏：

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按，《通志》作“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

这一次文帝不再掩饰己意，而是很干脆地拒绝了萧吉的建议。风水既然好得无以复加，文帝亲自为甘苦与共的结发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于情于礼，萧吉的看法都不免离谱。但实际上，萧吉却另有难以直抒胸臆的苦衷。《北史》本传称萧吉退出宫廷后，对他的族人萧平仲说了一段很值得捉摸的话：

皇太子（按，杨广）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时任左卫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此番剖陈说明了几点，一，萧吉与杨广之间早有默契。太子废立完成于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据萧吉自称，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很深地卷入了这场宫廷剧变的酝酿，且属于晋王一党。二，仁寿二年（602）萧吉奉文帝之命为独孤皇后卜择墓所，所谓“历筮山原⋯⋯具图而奏之”云云，实际是在借花献佛。萧吉受已立为太子的杨广的密托，选择一块务必使他“早立”的葬母之地，代价是杨广即帝位之后，当以富贵相报”。萧吉所选墓地的风水，保证杨广四年以后可登大宝。三，萧吉此前力劝文帝不必亲自为皇后送葬的真实理由，原来并不是什么“本命辛酉”，而是因为皇后墓地风水的气运已经应验，文帝如临丧，显示的将是葬隋之兆！杨广立储两年，真面目逐渐显露，已令众多竭诚拥立者心寒，萧吉所说“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这一上当以后的恍然大悟。四，萧吉关于皇后墓地风水之利，可保隋朝国运“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评语，是文帝同意按图建墓的理由。萧吉亲自揭穿了这一评语的秘密，原来那是“绐云”，也就是蒙骗皇帝的假话。“二千”，可拆为“二丿十”，合观即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书》谓“三十二运”，《北史》、《通志》谓“取世二运”，《通鉴》引为“取世二传”，因“世”可拆为“卅”，“二百”也可拆为“三十二”。萧吉以拆字法自我营造了一个高明的“预言者”的形象，虽然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勉强。杨广即位后（605），萧吉官升一级，“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开府”。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萧吉在任上去世，时间估计在公元606年前后。这样，萧吉享年约在75岁上下。在他死后，皇帝对他又有所表彰。在今本《五行大义》的自序中，记录了他的最后官衔为“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按官品为从一品，这显然是属于“哀荣”的追封，而非实授。由此也可见出萧吉在炀帝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萧吉的一生，身经四朝十五帝，有着罕见的丰富阅历。青年时昂首为齐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帜入仕北朝，锋芒不减；老年时却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与弄臣，与闻密谋，充当鼓手。虽然头脑可能一直很清醒，亦为自己留下了申辩的余地，但终究有亏清誉。在很多方面，写了《五行大义》的萧吉都颇似西汉末年写了《五行传》的刘歆。

这是指594年萧吉所写的献给隋朝皇帝的《五行大义》。以略窥阴阳五行与空间分割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本书讨论的科学问题比后来的任何著作都更多，而讨论的算命都更少。是研究中国整部五行思想发展历程的必读之书。

五行大义总目

第一释名

第二辨体性

第三论数

第四论相生

第五论配支干

第六论相杂

第七论德

第八论合

第九论扶抑

第十论相尅

第十一论刑

第十二论害

第十三论冲破

第十四论杂配

第十五论律吕

第十六论七政

第十七论八卦八风

第十八论性情

第十九论治政

第二十论诸神

第二十一论五帝

第二十二论诸官

第二十三论诸人

第二十四论禽虫

好了，文章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本次分享的萧吉的生平事迹和五行大义隋朝萧吉问题对您有所帮助，还望关注下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