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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人子须知》。

《地理人子须知》一书，为徐善继、徐善述两位兄弟所写，是一部具体阐述风水理论和风水应用的十分权威的名著。

自此书现世后，形峦家无不推荐，学习龙穴形峦者，没有不看此书的，此书全面详尽的将龙砂穴水悉数论述；不只是摘抄前人成粜，更将自我的思考、心得、经验和盘托出，坦诚不藏私。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是有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这是非常传统的说法，也不能说有什么错误。原本就是。

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的周历四月十一日，即夏历二月二十一日，孔子离世。葬于鲁城（即今曲阜）北泗上。鲁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久，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自孔子逝世后，诸多弟子为之守墓三年，独子贡一人筑庐孔子墓前，为之守墓六年而去。在诸弟子为其师守墓期间，弟子们似乎极端不适师傅的离世，都认为应该有一个人代行师傅，以使诸弟子行驶礼仪。在孔子的诸多弟子中，有若因其长相酷似孔子，加其学问人品皆为同门认可，所谓“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游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于是“弟子相与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但是，不管怎么说，包括子贡筑庐墓旁，还是有很多的弟子甚至将家迁居至墓的周边。但是，一代巨星的陨落必将使孔子弟子失去了核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所有的活着的弟子面前：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孔子曾经说“三十而立”。真正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据《史记》记载，孔子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授徒讲学。孔子最早的学生有：秦商（公元前547年～？）、颜无繇（546年～？）、曾点（公元前546年～？）、冉耕（公元前544～）、仲由（542～480）、漆雕开（公元前540～？）在这些弟子中，我们仅仅从年龄便可看得出，他们基本上都是孔子的同龄人。我们就拿仲由来说，他比孔子小9岁。春秋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卞桥）人。史上记载云，子路乃孔子之得意门人。以政事见称。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后不幸在为卫大夫孔悝家宰时，因内讧而被杀。说子路如何如何好，那是因为孔子的教育之功。因为子路在见到孔子之前基本上就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混混来形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裴骃《史记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闻诵读之声，摇鸡奋豚，杨唇吻之音，戴鸡冠佩豚，聒圣贤之耳，恶至甚复。”以上的话都十分清楚地表明，子路在没有受到孔子的教化之前是十分鲁莽。他多次试图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相诱，并给他讲了很多的做人的道理，才拜孔子为师。即便拜孔子为师之后，子路也基本上未改其泰山本性。如，在孔子弟子中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有人可以当面批评孔子，甚至让孔子下不了台的事情。

当然，子路对孔子的鲁莽不是不尊重师傅。在孔子的一生中，子路可以说是最好的保镖，一直负责孔子的生活保证工作。所以，尽管他反驳孔子，孔子还是一直把他作为心腹看待的。而且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如“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孔子还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於耳。”

当然了，子路从总的方面来说还是优点多多，除了忠诚守信之外，他还是个大孝子，中国古人所编的二十四个大孝子中孔子的弟子有三个，其中就有子路。

我说了这么多关于子路的事情，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中我们可以称其为弟子，也可以称为朋友。最重要的是这些弟子或朋友几乎没有什么先天的知识优势，首先他们出生都比较贫寒，子路不用说了，另外几位早期的弟子如曾点也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只能是有几十亩地勉强谋生。秦商之父秦堇父和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同样是以勇力著称的朋友。冉耕出身贫寒。这样的弟子加之与孔子的朋友关系及原本的家庭状况，我们可以称其为弟子，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是不可能有什么严肃性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灯下黑。据史料记载，除了漆雕开有些独特的见解外，其余的都是规规矩矩或是莽撞有加。如果我们说《论语》是有这些人编纂的，似乎不可能。

事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子路早于孔子两年逝世，其余几位早期弟子生卒年基本上不完整，但是，以孔子的年龄而论在当时社会属于长寿的，既然那几位与孔子的年龄都十分接近，应该寿命都在孔子这个岁数上，而这个时候没有资料显示他们辑录过孔子的语录。

当然，这几位年龄与孔子接近的弟子没有编纂过《论语》是不是有比这几位年轻一些的弟子编纂过《论语》呢？当然，我这里主要说的是孔子在世的时候。这样的说法是有的。清朝廖燕（公元1644－1705年），说：“昔人称《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并无确据，余谓此书为大圣人经天纬地之文，岂他人可能代笔者耶？即篇中诸贤论说，亦皆孔子笔削之词。或群弟子有言从而负益期间。要当以孔子为正。”《二十七松堂集》卷七《杂著》。李塨（1659～1733）说：“尝闻《论语》都属圣人亲定。后学诸经或可分读，惟《论语》宜人人熟诵之。”《平乙古文》。皇侃(488～545)在《论语义疏》中说：“此一书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时俗之语，虽非悉孔子之语，而当时皆被孔子印可也。必备印可，乃得预录。”

这几个学者的观点不过是凭借自己的臆想。他们认为《论语》里有那么多孔子的语录，那一定是孔子自己最起码也是主持下编纂的。也就是被孔子笔削、印可或裁定的。我们可以不一棍子把人打死，也就是说如此的判断是可以的。我们说那几位年龄与孔子相仿的弟子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由年龄年轻一些的弟子（当然不是太小的弟子），如闵子骞（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87年）比孔子小15岁。但是，我们马上又可以否定这个推测，因为在《论语》里提及的很多事情都是孔子去世后很长时间发生的，若《论语》是由孔子笔削、印可或裁定的话，难道孔子死后有复活了？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孔子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论语》的出现。

说孔子不可能对《论语》笔削、印可或裁定，也不是就彻底否定《论语》一书就是孔子的弟子完成的。为什么？因为，在孔子弟子中既聪明有有文采而且比孔子小很多的第二代弟子有好几个。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尽管比孔子小三十岁，但是，还在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就死了。《雍也》中记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回死于公元前481年，也就是孔子71岁的时候，年仅41岁。此时孔子曾经发出“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的哀叹。这说明尽管《论语》中提到颜回的此书很多，只能说明孔子确实喜欢颜回这个弟子，但是，颜回没有参与《论语》的编纂是肯定的。再看另外几位二代弟子弟子。冉雍（公元前522年～？，小孔子29岁）、冉求（公元前522年～？，小孔子29岁）、子贡（公元前520年～？，小孔子31岁）、子游（公元前506年～？，小孔子45岁）、子夏（公元前507年～？，小孔子44岁）、子张（公元前503年～？，小孔子48岁）、有若（公元前518年～？，小孔子33岁）、高柴（公元前521年～？，小孔子30岁）、樊迟（公元前505年～？，小孔子46岁）、宰予（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58，小孔子29岁）、公西赤（公元前509年～？，小孔子42岁）、曾参、（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2年，小孔子46岁）、公孙龙（公元前498年～？，小孔子53岁）。这就是有据可查的孔子最小的弟子，读过《论语》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么多弟子只有一个人没有在《论语》中出现。如果以普通的心理来揣度的话，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可以出现在《论语》中（前面几个资格老的除外）？答案似乎就是：《论语》就是这些人编纂的。

宋翔凤（1779年～1860年）说，《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傅玄（217～278年）说：“昔仲尼即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辑本《傅子》）

陆九渊（1139-1193）在《象山语录》中说：“郑康成（郑玄）、王肃谓《论语》为子游、子夏所编，亦有可考者。如《学而》篇子曰次章便载“有若”一章，又子曰下载“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称之，盖子夏辈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翟灏（？～1788）认为除了子夏、子游之外，可能还有子张。

他说：“圣门文学之选，游、夏特称。夫子修《春秋》，惟以示游、夏。子游、子夏之预撰《论语》，微《谶》（指《论语崇爵谶》）言宜亦谓然。陆象山以尊有子为据。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子张与游、夏同也。《论语》第十九篇，附记群贤之言，子张、子夏、子游为多，而张居篇首。曾子虽称‘子’，却居三子后。又似门人之各尊其本师也。且‘子张书绅’，明见语中。则游、夏外应更属子张为记录人矣。先儒皆不言子张而言仲弓，不知又何别本？”《四书考异·总考》

近人康有为（1858～1927），在《论语注序》中说：“《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弟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则不然。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启手足事，盖处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长于曾子，而曾子最长寿，年九十余。安有仲弓、游、夏所辑而‘子’曾子，且待曾门记其启手足耶？”

陆九渊正是因为《论语》中称曾子而为“子”遂云此书是曾子、子游、子夏而撰，康有为也同样在此推断下得出结论。

顾成章在《论语发疑》中说：“有子、曾子、闵子、冉子皆鲁人，孔子卒后，盖皆设教于鲁。是书《齐论》、有《鲁论》。今虽传者曰《鲁论》，盖自有子、曾子、闵子、冉子之门人传授及于后世者。其徒尊其师，遇其师之字辄皆改之称曰‘子’，以授其徒，故相传为有子、曾子、闵子、冉子”。对于称曾子、有子多而偶称冉子、闵子骞，顾成章解释云：“有子、曾子之弟子多，而闵子、冉子之弟子少。弟子多则传改较广，易于划一。弟子少则传改为偏，错出者多。是以闵、冉之徒既少，而闵、冉之称亦或字或“子”，无定矣。”（《论语发疑》）

至于说到孟子、荀子等皆称曾子为“子”，盖“圣门相依，称皆如此”。更有或源孟子乃曾子之徒孙也。

柳宗元说，《论语》“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柳宗元河东文集论语辨》。顾成章对此的解释是“同一《论语》之书，有《齐论》之书、有《鲁论》、一书之中，篇次句读每不相同，盖后人传授之间以意附入者亦尝多矣。《鲁论》载曾子之死，亦未始非曾子之徒所增益也。不然，孔子之徒既众且贤，亲炙复久，而不能撰，转待二子之徒之疏且远者而后升撰乎？”（《论语发疑》）

若说是附入，顾成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根据这些资料分析，《论语》真的就是孔子弟子所传颂的孔子之言而后由弟子附加了更多的自己的理解。

上面所言《论语》之编纂者乃孔子弟子之说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因为从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认知，所以有人还可以继续想象。那就是很有人认为《论语》是孔子门人编纂。这里的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再传弟子。

《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个说法确实有根据，因为在《论语》中尽管大部分都是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但是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门人”一词。若《里仁》篇中有：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处的门人即指曾子的弟子。《泰伯》中有“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这里的门人也是时候的曾子的弟子。《子罕》篇中有言“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这里的门人是子路的弟子。《先进》中有言“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这里的弟子是说的颜回的弟子。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孔子在世的时候，其所传授的对象不仅仅有其弟子，而且也有弟子的弟子，不仅仅有岁数比较大的弟子更有岁数很小的弟子。由是就形成了隔代传授的现象。在这个传授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对孔子的话有不同的记忆和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各自为政或各师为政，故而也就形成了孔子或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语录或问答在孔子逝世后相当多的时间内都是不统一的。柳宗元说：“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字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之徒、子思之徒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柳宗元河东文集论语辨》）

清代何异孙说：“孔门惟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窃意《论语》一书，曾子弟子为之而就名之也。”（《十一经问对》卷一）

说曾参或其弟子参与编纂《论语》，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疑问。除了前面几位所言的曾参在孔子的弟子中最少，曾参生于公元前505年，逝于公元前432年，小孔子46岁。也就是说，孔子逝世后，他又活了四十对年，而且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授徒了，这说明曾子之所以被称为“子”有着诸多的条件。聪明好学，年龄小，授徒较早，更主要的是曾子的道德水平高，可能更受弟子的爱戴，故而被他的弟子像尊称孔子一样为“子”。还有啊，孔子的孙子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子思出生时，其爷爷已经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刚刚结束了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专心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不可能专门基于自己的孙子，而至去世后，其孙子才四岁（子思出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终年八十二岁）而曾子或许为了传播老师的思想，或者为了传播圣人的烟火，就努力基于子思。而子思也从自己的老师那里了解了爷爷的伟大，而曾子的道德和学问也是和爷爷一样的。故而因崇敬其爷爷而爱屋及乌。呼其爷爷“子”而联系老师曾子。至于其他的曾氏弟子也都一样尊称其为“子”。若纵观诸多的儒家著作或与孔子相关的书籍，凡是有曾子的，几乎皆称呼其为“子”。最典型的书籍如《孝经》就提到曾子一人。如有对话也仅仅是孔子和曾子的对话。据此诸多的史学界都认为《孝经》是曾子的著作。但是，我认为也是曾子弟子们所撰。因为，曾子的弟子可以将其称呼为“子”，而曾子自己未必，其根据就是他对老师的尊敬，他是不可能敢与老师平起平坐的。

而说到有若被称呼为“子”，这里面除了有若好学之外，也有个年龄的问题。有若出生于公元前518年，卒年不详，小孔子33岁。他之所以被称为“子”不一定因为他小，而又机会。二十因为，在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需要有一种心里寄托。而有若长相酷似孔子，于是众弟子尊以为师。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

把有若和曾参被称为“子”这个现象分析起来，我就可以断定，整个《论语》的编纂更多的参与者一定是这两个人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至于说闵子骞和冉求也偶尔被称为“子”既有二人德高望重的因素也有年龄的因素，也有其弟子参与的因素。只不过是这二人的地位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考察《论语》中提及的二十多个孔子弟子，除了在孔子生前经常被夸奖的弟子外，大部分都是比孔子年龄小很多的弟子。这也就是说，正是这些二代弟子或二代弟子的弟子参与了整理老师的谈话录以及自己的老师（即孔子弟子）的谈话录，而后编辑成书。至于起初叫什么名字，史料缺乏，无从考察。

综合之论，根据历史资料加合理的揣度，我认为《论语》的编纂者应该有：1、孔子本人。因为既然是孔子的弟子对孔子是那样的尊敬，是不可能直接呼其名的。而在《论语》中又却是出现了几处“丘”。（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篇第五》）这就说明，像这样的文字既是孔子说的，又在经过弟子记录之后孔子看过的。可能当时就被整理成类似今天的小册子。2、熟悉孔子的人。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凡涉及的对话部分其表现方法是“子曰”、“夫子”、“子”、“曰”等，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地方用的是“孔子对曰”。这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都不可能直接称呼孔子，而之所以如是称呼，大概就是有孔子的朋友或鲁国的公卿等人在《论语》的编纂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记录。3、孔子弟子。这个就不用过多怀疑了，因为这些人是在孔子身边的人，孔子很多的言论他们都是亲耳聆听了的，他们最有发言权。4、再传弟子。这些弟子有的可能见过或也听过孔子讲课，或是听自己的老师讲过孔子的话，他们为了传播圣贤的思想总想更多的收罗孔子的语录以传后世，于是《论语》的文字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5、后辈儒生。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两三个世纪内，孔子的言论不断地被收集整理，诸多后辈尽管不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但他们对孔子思想的认可是一致的，于是也参与了孔子语录的整理工作之中。6、不排除很多诸侯王国的统治者为了利用孔子的思想统治老百姓，也在加工和演绎着孔子的言论以期为他们的统治服务。

以上就是《论语》的形成过程。但是，可能有了关于孔子及弟子的语录传播，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书的名字，也就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论在孔子去世后的相当时间内不断地被扩大传播，但就是没有《论语》这个称呼。

盗墓者的盗墓技巧（和你问的问题接近，其实不神秘），切忌模仿。

旧社会长沙盗墓贼的四字诀

跟北方洛阳、关中等地不同，南方许多地方土薄石多水位高，“洛阳铲”无用武之地，当地盗墓贼“因地制宜”，经过长期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一套觅宝、识宝的方法和技巧。湖南学者刘鸿伏先生与民间古玩文物贩子打交道多年，借机了解、研究解放前长沙周围地区的盗墓贼的办法和技术，归纳为“望”、“闻”、“问”、“切”四字诀。

“望”是望气看风水。老盗墓贼经验丰富，又多擅长风水之术，故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看地面上封土已平毁的古墓坐落何处，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是大墓，墓中宝物必多。以风水术指导地面无标志的墓址的确定，无乎百发百中。据说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盗墓高手极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左右。有一次他到宁乡县走亲戚，行到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墓中宝物必可使你我骤富。同行者均不信，此人于是跟他们打赌：若无古墓，自己输一千美元。反之，墓中出了宝物自己独占七成。众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物。后来他们卖给美国传教士，得大量美元而暴富。

“闻”即嗅气味。有此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他在盗掘前，翻开墓表土层，取一撮墓土放在鼻下猛嗅，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时代。据说功夫最好的可以用鼻子辨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准确程度令人惊叹。

长沙刚解放时曾枪毙一个老盗墓贼，他将一生所盗文物国宝全部卖给了外国人，此人即是“闻家”，专盗汉唐以前大墓，出土器物只要一闻，便可准确断代。有个盗墓贼拿来几件古旧漆器，说是出自一个王侯墓中。他倚在烟榻上，边抽鸦片边拿起一件漆器，放到鼻下一嗅，便笑着说：“仁兄，你这漆器是在尿坑里沤泡过的，取出的时间应在七个月左右。”此人大惊失色，连称：“得罪！得罪！”

“问”就是踩点。善于此道者，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游走四方，尤注意风景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之处。他们一般能说会道，善于与长者老人交谈讲古。每到一处，均以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身份拜访当地老人，从交谈中获取古墓信息与方位。这种人有些本事，口才又好，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一旦探听到古墓确切地点，便立即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

“切”即把脉之意。有三层含意：第一层是指发现古墓之后，如何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盗墓经验，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感觉。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如给人把脉一样很快切准棺椁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中棺头椁尾，盗取葬品，前几年曾国藩墓即被用此法盗掘。第二层含意是指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第三层含意是指以手摸触出土文物，由于其中的高手过手文物不计其数，所以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即知何代之物，值价几何。他们常以此技与人赌输赢，往往胜算。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于今尤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到现在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用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听雷声，辨墓地

《清稗类钞•盗贼类》有“焦四以盗墓致富”披露了盗墓的技巧：”广州剧盗焦四，驻防也，常于白云山旁近，以盗墓为业。其徒数十人，有听雨、听风、听雷、现草色、泥痕等术，百不一失。

一日，出北郊，时方卓午，雷电交作，焦嘱众人分投四方以察之，谓虽疾雷电，暴风雨，不得稍却，有所闻见，默记以告。焦乃屹立于岭巅雷雨之中。少顷，雨霁，东方一人归，谓大雷时，隐隐觉脚下浮动，似闻地下有声相应者。焦喜曰：‘得之矣。……’。”

这个焦四不愧是个盗墓高手！他不但掌握了一般盗墓人都会的分辨土质、土色的本领，还善于利用一些自然现象，帮他寻找坟墓的所在。比如“雷电”，焦四在雷雨天出去盗墓，他让跟他盗墓的人分别站在四个不同的方位，雨过后，东边的人跑过来说，刚才打雷的时候，听到他哪个方位的地下有隐隐的声音想应和。焦四很高兴，说：“我们找到了！”这里面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有墓葬的地下是空的，当大雷的时候，就容易形成共鸣，听起来好像是地下有东西和雷声相应和了。

盗墓活动的常规过程

中国现代意义上、由国家发起的、有组织、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活动还不到一百年，以前那些发掘工作与其说是“发掘”，倒不如说是“盗墓实录”。因为其方法、手段等等完全是盗墓者的那一套，没有“自己的”东西。

真正的民间盗墓者受各种限制，他不可能带着雷达去盗墓，连个洛阳铲还得想办法拆开“藏起来”，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绝招。他要想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要想各种办法，有些是很精妙的。下面就讲述整个盗墓的过程。

看地形

“看地形”，很是玄妙，不知道的人走在墓旁也看不出来，明白诀窍的人在几公里以外就能看出来。有些盗墓贼“喜欢”在下完雪的天气出来“四处转转”尤其喜欢下“很细很细的雪粒”那种雪，其中道理是跟“土”有关。

土有“熟土”、“活土”（也叫“花土”）、“死土”的分别。有经验的盗墓者看上一眼就能明白这里有没有墓葬，甚至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时代的墓葬。

在探墓时，可以先用探条去探，根据手上的感觉去“感觉”是不是有墓；待确定以后就下铲，比如：一铲打下去十米，有了，然后看深度和铲子上带出来的东西，深度也是个标志，带出来的东西上有木屑、有朱砂、有坑灰等等，这都是特点；然后，用泥铲把墓的形状“方”出来，就是定坐标。左边打一个，打了十米没有打到，那就是“过了”，再回头往右边一点继续打，以此类推，一个个的点连起来，就是十多米地下的墓的形状了。然后根据墓的形状、深度、坑灰、木质（或石质、砖质）这些特点结合起来推测出墓的年代、墓门的位置等等。

挖洞口

探好位置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挖洞口了。厉害的盗墓者一个十几米的洞子挖下去能够做到地面上没有土！令人费解的是，就算墓地周围都是一片平原，全是很平整的土地，周围几百米、几里地也看不到有土堆。所以，土是不可能堆在外面的，而且洞口那么小，干活的时候还要封起来，谁也看不到，这样高超的手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盗墓贼干完活以后会把洞口封起来。有的洞口只有一个污水井盖那么大的口子，打开以后向下看，直直的十多米下去，黑古隆冬看不到底。

进入墓室

一般来说，任何朝代墓内的物品摆放都有其规律。一看形状是汉墓，东汉或是西汉，那么心里就有数了：棺木应该在哪里、陪葬的物品中陶器在哪里、金属器皿在哪里、两边的耳室里都会有什么……等等。等真的下去以后，直奔那里就挖过去了（汉墓一般都是塌陷的，灌满了土，说是墓室，实际上都是土，是在土里前进，东西都在土里）。一般贵重的陪葬品会放在墓主棺木里其左肩部和右脚部。

还有些墓，比如明清墓，墓顶会很厚的，这是因为那时的墓大多采用七纵七横、共十四层的青砖砌起来的，有两米多厚。这样就需要在挖洞时避开墓顶。所以，一旦下铲子碰到了砖（铲子提上来会带有砖灰），那就要找其他地方往下打了。

这个“其他地方”有时可能是靠近墓门，有时可能是靠近墓的后墙，都有可能，完全是根据墓的本身形状、特点来定的。看完形状，一想这墓内的棺椁可能是靠近墓门位置，那打洞的时候就靠近墓门，反之就靠近墓墙打。

一个墓，就象一辆坦克，尽管有装甲（墓墙、防盗层）、象堡垒（墓顶很厚），但也有弱点。弱点就是墓墙，或是墓底。

有些盗墓者一看这墓太坚固了，顶上和周围都不好办，就要再挖一个竖井和一个横井，直接就到墓的正下方。到墓的正下方以后再继续垂直向下开一个竖井，然后用工具向上面挖，把墓底挖穿一个小洞，然后通过这个小洞就可以进入墓的内部。这样，墓的四墙、顶部都没有破坏，但墓本身已经被盗掘一空了。

但一般较少采用这种方法，以砖石结构的明墓为例：它的后墙最薄弱，基本上只有两层砖，所以打竖洞时可以沿着墓后墙打，把两砖厚的墓墙凿开并不费什么事。针对明墓来说，几乎所有的古盗洞都是开向后墙的。

解放前盗明墓的，很多只有一个人干，只有一晚上的时间，穿着老鼠衣、手脚并用，挖洞、进墓、拿东西走人。相当不简单。那时候一个人没办法打竖井，他就离开墓一段距离，然后以一定的角度向下挖，斜着向下，整整好好碰到墓的后墙，然后凿透、进入，计算的非常精确。

盗墓活动的行规和工具

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颗玉印，上刻十字，当时没有人认得。

盗墓贼的行规和盗掘手法

干盗墓勾当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到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地大干；还有一种是民盗，分布各地，人数众多，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挖开墓室、棺材，从中取出随葬的财物珍宝，大发横财。他们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如河南洛阳地区、陕西关中、湖南长沙周边一带等地。

这些专职盗墓者在解放前一般是两个人合伙，多人结成团伙的是少数，一个人单独干的更少，原因很简单，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开始时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以后一个挖进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这两人多为有血缘亲戚关系（要好的朋友也很多），但奇怪的是父子关系的较少，这也许是干盗墓这营生毕竟见不得人，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维持做父亲的形象，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后来发现了也装着不知道。两人合伙为什么要找有血缘的亲戚呢？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了，他就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下面的人必死无疑。

这些人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伪装掩人耳目，并有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一套办法。他们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如果小墓不须费多大功夫，用几个晚上挖开，速战速决，取出随葬品走人。如是大中型墓葬，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以开荒种地为名，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以青纱帐掩盖其一两个月的盗掘活动。二是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墓内早被洗劫一空了。三是在古墓边修一假坟时暗中掘一地道，通入古墓内盗取财物。

盗墓工具的演进

解放前的盗墓贼，一般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干，不要太多，时间是一晚上，干活有自己的专用工具（挖掘设备），有专用连体服装（老鼠衣，上面布满各种“装备”）。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工具操作，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探测专用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如封土、墓碑）的墓葬为对象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上带上来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掘）。”

解放前的挖掘设备，选用锋利的铧犁叶片的一部分做“掘进器”，“三片装”很像螺旋桨，后部紧连着螺旋状的“排土”装置。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将土掘出、排出，而且能够打透墓砖（螺丝钉原理，加大水平力量即可，不用大力下按）。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

河南洛阳城自古以来文化悠远，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时至今日，洛阳名闻天下的“洛阳三宝”，就是龙门石窟、白马寺和“洛阳铲”，其中前两样都有极好的声名，而独独这第三样似乎并不光彩，因为它是一种盗墓工具。洛阳城确是盗墓风行，主要源于洛阳自古以来的厚葬之风。自古以来洛阳达官贵人讲究厚葬，而且往往异常重视墓穴的修建，随葬颇丰，以致于洛阳古墓多如牛毛。唐代诗人王建曾这样形容洛阳墓葬稠密：

北邙山头少闲土，

尽是洛阳人旧墓。

旧墓人家归葬多，

堆着黄金无买处。

也正因如此，洛阳盗墓之风自古盛行，而历代盗墓者也是能人辈出。关于洛阳铲的由来，洛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有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于是他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以后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洛阳铲因为是要做为挖掘探洞、采集探土之用，其工作原理大约和现在的石油勘探、地质取样相似，故而铲身不是扁形而是半圆筒形，类似于瓦筒状，很像七八十年代常见的一种凶器——管儿插。

“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洛阳铲虽然看似半圆，其实形状是不圆也不扁，最关键的是成型时弧度的打造，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会带不上土。不仅如此，洛阳铲在制作工艺上更为复杂，通常制造一把小铲需要经过制坯、煅烧、热处理、成型、磨刃等近二十道工序，故而只能手工打制。如果是一把好的洛阳铲打制完毕，再装上富有韧性的腊木杆并且接上特制的绳索，就可以打入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处，铲子提起之后，铲头内面会带出一筒土壤。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括物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同样的，挖的墓不同，盗墓工具也不同。探汉墓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进入汉墓墓室（汉墓多为墓坑，多已塌陷）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

解放后，文物考古部门对它进行改进，用来对地下有无文化遗存进行普查钻探，为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了贡献。但在近年全国刮起的盗墓狂潮中，它又被盗墓贼用来重走邪路。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到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

现代盗墓贼的盗墓工具已经比以前先进多了。一般的洛阳铲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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